详细看着石忠所递的文书,史高也暗暗沉思了起来。

说汉武帝独尊儒术,其实都是没有道理的。

因为儒学大儒的地位,在汉武帝一朝其实都不是很高,纵然是提出推行此法的董仲舒,也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,只是擢升为齐国相。

相比起郡太守,诸侯王相的权柄实则并不高,至于入三公九卿就更不用提,董仲舒做梦都想入九卿之列,却始终不得,遗憾辞世。

而董仲舒有弟子百余人,这些人均没有成为封疆大吏。

其中任职最高者,是董仲舒最杰出的弟子之一步舒,现任丞相长史。

除此之外,便是褚大和嬴公,褚大任梁国相,但梁国推恩之后,四十余县的梁国只剩下八县之地,不及郡制一半。

而嬴公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仆射,掌管太学纲纪,但礼法诸事,归于太常直辖,太学并无定大汉礼法之权。

所以,从大汉儒学正宗来说,以春秋儒学为儒家主流学派的儒家领袖人物,权柄仅能从太学推举太学学士,并掌管太学经籍典藏。

朝廷纲纪和太学纲纪是两个东西。

至于说太常卿靳石,并非儒家学派,那是大汉开国排名第九十六位功靳强的曾孙。

而春秋博士眭弘,是嬴公的弟子,大汉没有举贤避亲的说法,父死子继为常事。

换而言之,董仲舒春秋儒学的遗产为太学,太学中以“春秋儒学”为代表的便是嬴公和眭弘。

除此之外,将诗书礼易及古典春秋这五经归于儒学,是儒家不要脸的行为,五经和尚书成书流传皆早于孔子。

春秋源自于鲁国史书,原本没有其他说法,就是国史,是记录路过诸侯,答复,国人的失礼非礼的记录,这里面还有他们史家先祖世代参与并编撰而成,其中有‘左传“公羊“谷梁”三传。

后传春秋则是孔子在‘春秋三传’的基础上,重新修订而成,孔子作春秋,为儒学正名,此一部后传春秋,就被儒家归为儒学经典。

前身在鲁国学习的时候,很不认可儒家,并扬言‘孔盗非史,言外之意,便是孔子以个人已见对春秋史书进行妄加揣测而作‘后传春秋”,不足为信。

而现在汉武帝所推行儒家的公羊春秋,准确来说是后传春秋公羊传释义版,是经过董仲舒迎合汉武帝大一统之志,删减篡改的公羊春秋传。

至于说论语,现阶段的论语,远远达不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程度。

论语现阶段,以鲁论和齐论为主,鲁论则是以孔子为主,齐论则是以荀子为主,还在地域之争的阶段,并没有进入国政之争的阶段。

这里面有一个正统杂糅之说,现阶段在大汉学术界,是将论语杂糅入五经一书之内,以五经为主,论语为引。

同时,以孝经为道德准则,远没有将经典文章杂糅进儒学的程度。

再就是诗书礼易四博士,欧阳氏是秦博士生弟子,以释义尚书为学,世代休学,是大汉唯一一个‘尚书’博士。

但这谁若将·尚书归于‘儒家经典’,抄十族都不足以泄愤,因为从儒家正统来说,儒家理应起源于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论行为所整理著作的论语。

换而言之,论语的著作基础,是春秋三传内的国史。

之所以以典章名句居多,是儒家抛弃了“史”而微言大义,学史为鉴,其中的“史’是故事的“史”,不是微言大义的“史”。

这也就造成了儒家‘谷梁学派’张口闭口的微言大义。

春秋三传中,公羊和谷梁主要内容是对国史故事的阐述议论总结,其中公羊传是多言国史谶讳,谷梁传整理国史要义。

所以,汉武帝用公羊而舍谷梁,道理便在此处。

至于说尚书,尚书主要是引用上古政制,典章礼仪,封禅郊祀,这就断然不能将欧阳高归于儒家学派人士。

再者礼学后仓,易学田王孙二人,就更谈不上儒家学派了。

“狂言悖语,狱令不要忘记了,太子宫这储君之府,正统之名,源于礼法,源于纲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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