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汪，什么情况？老孙怎么脊背绷直了？”

后方等着孙启文消息的吴铁山一直在盯着他，瞧见他和络腮胡子的张益达接上话之后，开始还有点兴奋，觉得事情恐怕会迎来转机了，可看着看着感觉有些不对劲了。

孙启文竟然绷紧了全身，连腰都不自觉的直了起来。

这是听到了什么话了，怎么还这么紧张了？

吴铁山赶紧去看汪明达，希望得到一个解释。

汪明达显然也看到了孙启文的不对劲，也觉得十分疑惑。

老孙的性格他知道，一直是三个人里......

钱厚进出了茶楼，没走几步就拐进一家照相馆，借着买胶卷的由头在柜台后头蹲了足足十分钟，出来时手里攥着个油纸包，里头裹着两块绿豆糕——他压根儿不嗜甜，但照相馆老板娘是他表姐，这规矩打小就定下了：每次办完事必得顺手带点心回去，不然显得不吉利。他把油纸包塞进怀里，摸了摸胸口那团温软，才缓步踱向街角公交站。

车还没来，他掏出兜里那台老式海鸥相机，咔嚓一声拍下对面供销社门楣上褪色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字。快门声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可他自己耳膜却嗡地一震，仿佛那声脆响不是来自机械，而是从颅骨深处炸开的。

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自己还是个扛着铁皮喇叭走街串巷吆喝“收破烂儿”的毛头小子，在东四胡同口被上官无极的专车溅了一身泥。那时车窗半降，露出一张冷硬如刀刻的脸，连多看一眼都嫌脏了眼。他蹲在墙根儿抠泥巴，指甲缝里嵌着黑，心里发狠：总有一天，老子要让你跪着听我讲笑话。

如今他真讲了，讲的是上官家最见不得光的笑话。

风从胡同口斜斜切进来，吹得他额前几缕白发乱飞。他抬手按了按，没去理，只把相机挂回胸前，像挂一枚勋章。

公交车晃荡着靠站，他最后一个上车，投币时特意多塞了一分钱——这是暗号，司机是当年杠房的老伙计，如今调到了公交三队。两人眼神一碰，司机微微颔首，油门轻踩，车便稳稳驶出站台，不急不躁，如同一道无声的承诺。

钱厚进坐到后排角落，掏出烟盒，抖出一支，又放回去，只用指腹反复摩挲烟盒侧面那道浅浅的划痕。那是昨夜宋子墨用裁纸刀刻下的，一个歪斜的“七”字——代表七天前普度寺地宫里那场静默的围猎，也代表七天后即将席卷燕京的腥风血雨。

他闭上眼，脑海里却浮现出上官野鹤的脸。

不是如今那副吊儿郎当、叼着烟卷满嘴跑火车的纨绔样，而是十年前，在西山疗养院后墙根底下，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正蹲着给一只瘸腿的黄狗喂药。狗尾巴摇得吃力，少年额角沁汗，手指沾着褐色药膏，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一场梦。

钱厚进当时就在墙头蹲着，手里拎着刚偷来的半瓶二锅头，本想下去逗逗这傻小子，可那会儿风突然停了，蝉也哑了，只剩狗喉咙里滚出的微弱呼噜声，和少年低头时脖颈弯出的一道脆弱弧线。

他没下去。

后来听说那狗死了，死前一夜，少年抱着它在太平间外守了整宿。再后来，上官野鹤被连夜送走，对外只说“精神失常”，没人提那只狗，更没人问太平间门口结了霜的水泥地上，为何有一整片擦不净的暗红。

钱厚进睁开眼，窗外已换成南锣鼓巷的灰墙。他慢慢吸了口气，把那支烟重新抽出来，叼在唇间，却不点火。烟草味干涩微苦，像陈年旧事含在嘴里，嚼久了，竟品出一点铁锈气。

他忽然掏出随身的小本子，翻到最新一页，用铅笔写下：“叶家老爷子今早咳血三次，痰中带丝，未住院，仍每日晨练太极——但今日第三趟拳走完，右手小指抖了七下。”

旁边空白处，他补了一行小字：“叶青梧昨夜十一点四十七分，独自驾车至八宝山公墓，停留四十三分钟，未下车，只开双闪。”

本子合上，他拇指蹭过封皮上磨损的烫金“福”字。那是当年上官无极亲手题赠的，为谢他替上官家料理过三桩“不方便见光”的白事。如今这“福”字边缘翘起，像一张欲笑未笑的嘴。

车到站，他起身，左手插进裤兜，指尖触到一枚冰凉硬物——是一枚铜钱，正面“乾隆通宝”，背面穿孔处被人用钢针钻了个细眼，系着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黑丝线。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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